《第七艦隊：民主與和平的守護者》。（燎原出版提供）
（本文摘錄自燎原出版新書《第七艦隊：民主與和平的守護者》，由燎原出版授權刊載）
第二章 向戰後亞洲動盪進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第七艦隊已經從事一項日益重要的任務——支持美國的遠東外交政策。日本的戰敗迎來了一個美國得面對蘇聯的崛起以及眾多的激進獨立運動，當中不少是由共產黨員所策畫的。
在杜魯門總統治下，對於1945年後美國在亞洲的目標可以說是前後不一的。對數以百萬計於軍中服役的美國男女官兵而言，二戰結束之後，除了脫下軍服在和平的國家中，重新開始平民生活之外別無所求。杜魯門也希望美國經濟在四年的「民主兵工廠」，生產出堆積如山的戰爭物資之後，能重新轉回海外貿易及本土商品經濟當中。為了振興經濟，杜魯門削減了原本用於維持一支強大海軍及武裝部隊的國防預算。一個被大幅削弱的軍事機構，要支持一個野心勃勃的美國外交政策，將會是困難重重的。讓情勢變得更複雜的是，杜魯門與他的主要顧問群都把強化西歐經濟，以及嚇阻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在東歐的挑釁行動，視為他們的首要任務。
對杜魯門政府來說，亞洲局勢遠比歐洲更為混亂，因此也更難處理。從1937年到1945年間，日軍對中國的侵略所帶來的死亡與破壞，打亂了中央政府對這個國家的掌控，令不少觀察者預計，一場在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內戰即將爆發。當1945年8月日本在韓國長達四十年的嚴酷佔領結束後，眾多的韓國獨立運動組織，正準備為控制這個國家而戰。日本的侵略行動，亦弱化了英、法、荷政府在馬來亞、印度支那及荷屬東印度的管治。有不少曾與日本人交戰的原住民決心要結束他們作為被殖民者的身分。戰後的亞洲，正因為這些政治、社會與經濟上的不滿而沸騰著。
在韓國及中國的任務
遠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密蘇里號」戰艦上投降前，第七艦隊已經準備投入執行另一個新任務。戰時盟軍正面臨著將數以千百計被擊敗且慍怒，更充滿潛在敵意的日軍遣送回國。《一般命令第一號》為日軍在亞洲各地投降行動提供了指令，而在1946年1月到1947年4月間，第七艦隊在中國及韓國遣返了超過四十萬名在戰時為帝國效忠的日本人回國。
在麥克阿瑟的指導下，金凱德中將籌畫了約翰‧霍奇中將麾下，美國陸軍第二十四軍從沖繩轉移到韓國西岸港口仁川的運輸行動。在華府及莫斯科雙方同意之下，蘇軍移動到臨時分界線以北的韓國土地，也就是北緯38度線，而美軍部隊則進駐了分界線以南。金凱德的艦隊隨後便回到沖繩，搭載著第1陸戰師，並將這支久經戰陣的部隊送到位於北京市東南邊的天津。其後艦隊還有一次行動，將第6陸戰師的部隊送到華北地區。在同一段時間，艾爾墨‧朱瓦特中尉——日後的海軍軍令部長——正指揮著一艘俘獲的日軍掃雷艇沿著長江進到上海，成為第一個進入中國主要港口的第七艦隊軍官。
如1945年8月26日的作戰計劃13-45所示，金凱德成立了五支主要特遣部隊去處理在西太平洋的行動：在華北地區的第71特遣部隊，擁有75艘船艦。第72特遣部隊，也就是第七艦隊的快速航艦部隊，被指派去為岸上的陸戰隊提供空中支援；以及派出艦載機，在任何可能阻礙作戰行動的共產黨部隊上空，大動作地飛越來嚇阻他們。第73特遣部隊是長江巡邏部隊，擁有75艘作戰艦。第74特遣部隊是南海部隊，奉命保護行經此區域的日軍及中國國民軍的運輸船。最後是第78特遣部隊，也就是第七艦隊的兩棲部隊，負責為第3陸戰兩棲軍調動到中國時提供支援。
金凱德直到1945年9月2日的對日戰爭勝利日為止，都持續擔任麥克阿瑟麾下海軍部隊的指揮官，不過在韓國及中國的新任務實際上為這段戰時關係劃上句號。當金凱德的艦隊在1945年8月28日離開馬尼拉灣時，麥克阿瑟將軍大方認可了第七艦隊在二戰中，為盟軍部隊在西南太平洋地區取得成功所作出的貢獻：「我希望能對（第七艦隊）所有單位，在這個戰區的多場戰役當中，執行其被指派的作戰任務時，所呈現出極其卓越的行動表現，致以欽佩及滿懷感激的嗚謝。你及你麾下軍官與水兵，充分展現出我國海軍傳統的最高水準——高度的英勇無畏、足智多謀，以及為任務而獻身，我祝願你們一路平安」。
儘管調度到韓國及中國的美軍部隊的任務，是在當地建立秩序及將日軍遣返回國，但蘇、美兩國政府均決心展示他們的力量，以影響亞洲在戰後的政治局勢。對於史達林可能會運用蘇聯紅軍來導引韓國的政局發展，以及迫使中國政府在滿州及華北地區的港口與鐵路問題上對蘇聯妥協，杜魯門政府對此表示擔憂。即使冷戰在美蘇兩國間浮現之前，美國的高層官員已經警告，莫斯科已經對亞洲地區有其盤算。海軍部長詹姆斯‧福萊斯特，以及身為總統首席軍事顧問、參謀首長聯席會成員之首的海軍五星上將威廉‧李海，均預計蘇聯會對韓國及中國的共產黨提供軍事援助，還會為了對抗美國利益而作出行動。
1945年9月，金凱德投入了第七艦隊的飛機及船艦，以使中、韓及俄羅斯人都對美國海軍的實力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七艦隊的船艦在青島民眾都能清楚看到的地方駛過。航艦艦載機在韓國仁川的港口、中國的長城及上海、天津、北京及大連的城市上空飛過。與此時同，第七艦隊的船艦亦從菲律賓、中國、台灣（當時還被稱為福爾摩沙）及韓國等地將盟軍戰俘撤離。
一組在漢城與金凱德交談過，為數128人的戰俘，跟金凱德說了一個在他們被俘期間發生的悲慘故事。在戰爭後期，日軍將這些戰俘與其餘1,672名在1942年巴丹半島戰役中俘虜的美軍戰俘，一同裝上了在蘇比克灣內的商船鴨綠丸。當盟軍飛行員在沒有留意到船上乘客身份的情況下擊沉鴨綠丸時，三百名戰俘亦因而身亡。另一艘運載這些倖存者的船隻在台灣外海沉沒，又殺死了更多的人。饑餓、疾病及暴露於風霜之中又進一步減少了這些倖存戰俘的人數，使得最終抵達日本時，僅餘下六百人。當日軍將其轉移至韓國繼續囚禁時，就只有這128人仍然存活了下來。
1945年9月9日，金凱德中將與霍奇陸軍少將一同接受韓國的日軍部隊投降。在漢城一座政府大樓舉行受降儀式結束後，美軍士兵從大樓前的旗桿上把日本國旗降下，並升起了一面星條旗。
9月16日，金凱德搭乘YMS-49號掃雷艇抵達上海，並在當地與美國海軍駐華代表團指揮官，同時也是美國海軍戰時在中國地區的最高階將官，梅樂斯海軍少將會面。梅樂斯為第七艦隊的旗艦「洛磯山城號」安排了一個在港內最受尊榮的位置繫泊，這個位置在戰前可是專門預留給英國皇家海軍派駐當地的船艦。到了1945年，國民政府為英國艦隻另行安排了一個在較為上游、沒那麼令人滿意的泊位予英軍船艦。當地官員無視來自英國的投訴——中國人已經意識到戰後遠東地區權力平衡的新狀況。
金凱德在上海建立了第七艦隊總部，並在那裡與駐中國戰區的陸軍司令官魏德邁中將、美國大使帕特里克‧赫爾利，還有其他中美主要官員及軍方領袖會面。1945年9月20日，金凱德飛到當時中華民國的陪都重慶與蔣介石委員長，以及他那一位以迷人魅力聞名國際的夫人蔣宋美齡會面。這位美國海軍上將得到了東道主的讚揚與稱頌，這都是為了讓金凱德留下一個中國水域歡迎美國海軍及第七艦隊到來的好印象。
第七艦隊在戰爭結束後的歲月當中，並沒有得到多少喘息的時間。金凱德在寄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海軍在這裡忙得不可開交。第七艦隊已經將陸軍送到韓國，將陸戰隊送到天津，另一支陸戰隊（第6陸戰師）很快也將會在另一個地點登陸，而且我們也準備開始將大量中國軍隊從一個地點移防到另一個地點的運輸行動。同時間，我們還在更動艦隊組織架構的過程當中……還有建立相應的組織編制來支援中國戰區的部隊。」第七艦隊還參與了將現役軍人送回美國老家的運輸任務。在「魔毯行動」當中，從1945年10月到1946年5月期間，在太平洋地區就投入了369艘海軍船艦，以將超過兩百萬現役男女軍人從戰區送回老家。
在中國的情勢很快便演變得格外緊張。在凱勒‧羅基少將麾下的陸戰隊第3兩棲軍的陸戰隊員，被第七艦隊部署到北京、天津，以及華北地區其他人口核心地區之後，便發現他們身在一場政治勾心鬥角的困局之中。包括日軍、親日中國部隊、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國民黨在內，多支重武裝且互相對立的部隊，都在互相交疊的區域謀求他們聲稱的利益。
不過，中共與國民黨之間的爭端，引起了最大的關注。在二戰當中，由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與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游擊勢力，都與日軍交戰過。隨著日軍投降，當中共佔領了滿州及華北大片區域後，蔣介石亦投入部隊重新確立國民政府在這些地區的控制權。當雙方部隊接觸之際，往往便會爆發戰鬥。
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要求海軍及陸戰隊支持蔣介石的合法政權，但必需遠離中國的內部衝突——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當羅基手下的陸戰隊員被第七艦隊部署到某些已被毛澤東的部隊佔領的區域時，這些中共部隊可不太喜歡美軍陸戰隊員闖進來。
在某些案例當中，第七艦隊的高層運用常識以確保任務得以順利執行的同時，又避免與中國內部的衡突有任何糾葛。舉例來說，丹尼爾‧巴比中將（金凱德麾下的兩棲部隊指揮官）就認為，在當地共產黨部隊反對之下，將陸戰隊員送到山東半島北岸的港口煙台，是一個完全不合理的決策。在羅基的支持下，巴比推論出，既然在該區域沒有任何盟軍戰俘或日本軍人需要遣送回國，而且共產黨已經在港口確立了民事管治體制，也沒有必要強行行使。相反地，第七艦隊將陸戰隊員送到了山東半島以南的青島。
儘管如此，第七艦隊還是將國民黨軍隊大規模地投送到華北及滿州地區，以支持蔣介石在全中國重新確立管治權的努力。這個任務的官方理由如下：以中國政府的武裝部隊接替華北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以及在滿州的蘇聯部隊（正如同盟國二戰時的協議所列明的那樣），接受當地日軍投降，以及將日軍遣返回國。不過美軍將領都理解，這些行動都是為了避免中共在相關區域建立據點。共產黨部隊也理解到這一點，並且封鎖了國民黨軍隊在葫蘆島及營口的上岸行動，所以艦隊只能把部隊送到更南的秦皇島登陸。
10月，海軍將第七艦隊的行動區域，從原本中國至法屬印度支那的水域，進一步向南擴展至北緯16度線。美國海軍高層作出此舉動，是為了方便艦隊將國民黨軍隊從印度支那的東京灣區域，運送到華北地區。從10月底到11月初，史特勞斯‧里昂中校指揮的第106掃雷戰隊（第74.4特遣支隊轄下）那些136英尺長的輔助掃雷艇，以及一定數量的日本掃雷艇，一同掃清了法屬印度支那海防附近的水域。同一時間，艾德溫‧蕭特中校指揮的第24運輸戰隊轄下的28艘「自由輪」、攻擊人員運輸艦及攻擊物資運輸艦，便立即將國民革命軍第52軍的兩萬三千名官兵裝載上艦，並送往華北地區。
在意識到在戰後時期，海軍在中國及印度支那的職責會更為傾向外交多於作戰任務後，海軍指派了柯克海軍上將，在1946年1月8日出任第七艦隊司令，並在1947年1月將其職掌重新命名為美國西太平洋海軍部隊。為了履行相應的職責，柯克麾下通常都有一支巡洋艦分隊、三支驅逐艦分隊、一支兩棲群，以及一小部分數量不多的後勤艦隻。
1946到1948年間，陸戰隊第3兩棲軍在華北的形勢變得日益難以為繼。當由戰時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促使國共雙方組成聯合政府的嘗試失敗後，隨後國共內戰很快便爆發了開來。當發現美國海軍及陸戰隊為蔣介石的部隊提供訓練及戰爭物資後，中共展開了報復。毛澤東的部隊伏擊了第3兩棲軍的崗哨及車隊，造成陸戰隊員的傷亡。在共產黨的敵意面前，加上認為美國應公開地站在國民政府一方的信念，柯克上將及其他美國海軍高層呼籲，將在青島港的陸戰隊分遣隊兵力，從兩千人增加至五千人，並且無論中國內戰的結果如何，均保留在當地的基地予海軍使用。柯克將青島的海軍基地視為蘇聯在遠東擴張的強大障礙。但是，杜魯門政府，特別是國務卿艾奇遜，均開始視蔣介石的政途已告失敗，所以他拒絕了柯克的建議。華府下令削減在華北的陸戰隊兵力，並最終令其撤出中國。
日益受關注的東南亞
在二戰後的五年間，第七艦隊司令實際上就成為了美國在東南亞的海軍大使。在國務院的敦促之下，還有開創出一個不在麥克阿瑟將軍的遠東司令部管轄的行動區域目標，海軍增加了派遣海軍船艦到東南亞港口出訪的次數。在1946年7月4日，「安提頓號」及「拳師號」航艦、「托彼卡號」巡洋艦，及七艘驅逐艦在馬尼拉渡過了菲律賓獨立日。在新獨立的菲律賓政府支持下，海軍在當地建立了美國海軍駐菲律賓顧問團。
在1947年3月，兩國簽訂了一項協議，容許美國海軍部隊使用在蘇比克灣及桑利角的海軍基地設施。當艦隊在1949年5月離開青島後，菲律賓便顯得更為重要了。儘管海軍視位於日本的橫須賀海軍基地為艦隊重新安置的最佳地點，不過又不願意讓第七艦隊為麥克阿瑟所直接管轄。因此，第七艦隊大部分單位最終都移駐到菲律賓這個能保有更大的自主權的地方。
海軍軍令部長福雷斯特‧薛曼上將指示美國西太平洋海軍部隊司令柯克上將，要他開始「在新加坡及周邊的其他地點作正式訪問並展示軍力」。1947年11月8日，第70.7特遣支隊的旗艦「艾斯特斯號」兩棲指揮艦、「亞特蘭大號」輕巡洋艦，以及驅逐艦「魯普圖斯」號及「梅森號」，便從青島出發前往東南亞展開預定三十天的遠航。柯克的船艦途中分別在香港、新加坡、汶萊灣（婆羅洲）、馬尼拉、蘇比克灣，以及台灣的基隆進港訪問，最終在12月初回到青島。
1947年底，在華府的指示下，柯克派出攻擊人員運輸艦「倫維爾號」前往荷屬東印度，並在爪哇島外海為荷蘭官員與當地獨立運動的領袖們提供一個中立的談判場地。1948年1月17日，雙方簽下了《倫維爾協議》。儘管協議壽命不長，但也展示出美國如何熱衷於確保東南亞地區的和平。
除了外交任務之外，第七艦隊在這段期間幾近無事可為。1947年，艦隊共有2艘航艦及34艘其餘作戰艦在其所屬作業中，但到了1949年這些數字便縮減到只剩5艘小型作戰艦，而且也沒有固定部署的航艦。薛曼知道杜魯門政府對東亞情勢的關注持續上升，亦因此獲准將「拳師號」航艦、一艘巡洋艦以及兩艘驅逐艦，以「發揮其對穏定局勢的影響力」的名義部署到該區。
1950年3月16日，從「拳師號」上起飛的60架飛機，在西貢的上空進行了一次空中分列式。隨同第七艦隊司令羅素‧伯基中將出訪的，還有「安德森號」與「斯蒂克爾號」驅逐艦，在法屬印度支那南部這個最大的城市進行訪問。第七艦隊的作戰艦，在接下來一段長時間也會成為西貢周遭民眾所共有的景觀。
中國及韓國局勢升溫
儘管對蔣介石政權的前景，以及其在內戰的情勢感到懷疑，然而在1948至1949年間，杜魯門政府實際上增加了對中華民國的軍事援助。作為《1948年援華法案》及其他計劃的成果，美國政府提供了總值4億美元的經濟及軍事援助，轉移了165艘剩餘作戰艦隻予國府海軍，以及為使用美製軍械及裝備的國軍部隊提供訓練課程。可是，國府海軍在中國大陸的作戰表現頗為不濟。不少操作美援及英援艦隻的水兵，最終都連人帶船投向了共產黨。
提供給蔣介石政府的美援，對於改變共產黨的浪潮幫助不大。到了1949年中，毛澤東的部隊已經擊敗了一隊接一隊的國軍，佔領了整個滿州和華北，還渡過長江向華南地區挺進。蔣介石及其剩餘的追隨者逃到台灣及沿海地區大部分的島嶼。鑑於共產黨的進迫，杜魯門政府最終下令第七艦隊撤離青島。白吉爾中將建議將艦隊設施及中國海軍訓練中心轉移到台灣，但這個建議遭到國務卿艾奇遜的否決。1949年5月，在白吉爾的監督之下，在青島的陸戰隊駐防部隊被移防到關島及日本，所有海軍人員亦登上了港內的船艦。1949年5月25日，第七艦隊航向了大海，標誌著其冷戰時期歷史當中，充滿戲劇性篇章的結束。
在中國的失敗，並不是唯一一個具威脅性地破壞美國在太平洋取得的艱難勝利，以及美國在本區域內影響力的事態發展。1949年7月，在持續升級的美蘇對抗當中，毛澤東宣佈「一邊倒」（倒向蘇聯那一邊）外交政策。在當年9月成功試爆一枚原子彈後，蘇聯成為了第二個擁有核武的強權。在征服了整個中國大陸後，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共接管了美國在中國大陸的資產，還不斷騷擾仍留在當地的美國外交人員。1950年2月，中共與蘇聯簽訂了三十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武器及軍事顧問隨即湧入中國。與此同時，中共開始對在印度支那，由胡志明領導的共產黨—民族主義運動提供武器及顧問。4月，毛澤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擊敗了在海南島的國民黨守軍，並準備進攻台灣——蔣介石的最後避難所。
儘管對這些事態發展感到焦慮，杜魯門總統、國務卿艾奇遜，以及其他政府高層即使想支持一個更為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在短時間內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這是基於美國的軍事力量在當下是極為疲弱。總體來說，海軍，特別是第七艦隊，已經發現要履行他們的職責，可謂困難重重。在當時僅有一艘「福吉谷號」航艦仍留在西太平洋。第七艦隊的其他成員，就只有兩個驅逐艦分隊、潛艦「鯰魚號」、「石紋鮋號」及「塞貢多號」，還有兩艘輔助艦隻。一支規模更小的海軍分遣隊——遠東海軍部隊——正處於麥克阿瑟所屬的遠東司令部在東京運作。
不過，國會已經開始行動，以提高美國及其亞洲盟友的軍事能力。1949年10月，國會撥出了七千五百萬美元用於「中國整體區域」。1950年3月，國務院的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保羅‧尼采，撰寫了一份關於如何增強美國軍事及經濟力量的研究報告，並在9月經杜魯門總統批准後成為了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SC-68號文件。很多人都將NSC-68號文件視為美國在冷戰時期擴充軍事力量的藍圖。
在國務院及國防部內，主要官員都多番迫切要求增加對日本、台灣的國民政府、以及對法國軍事及經濟方面的援助，當中法國正在對抗並試圖遏制胡志明的越南反抗勢力。陸海軍高層都明白，他們在當時並沒有一支部隊能擊敗中共對台灣展開的全面性兩棲登陸行動，不過他們呼籲為了支援國民政府，必須為其提供一切除軍事之外的干預行動。假如中共控制了台灣，這個位於日本及菲律賓之間的戰略位置，將會危害到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部署。麥克阿瑟將軍主張台灣是「不沉的航空母艦」，而且對不論哪一方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潛艦基地。
不過，觸發美國戰鬥力重新再生的關鍵，卻是和另一個與海相鄰的亞洲國家有關：韓國。朝鮮半島上，在38度線這一條非正式分界線以北的蘇聯軍，以及在這條界線以南的美軍，其軍事佔領行動都是為莫斯科及華府對各自支持的獨立運動而行事。蘇聯軍撤出朝鮮後，史達林卻為金日成領導的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提供了數以百計的飛機、戰車、以及火砲。數以千計在國共內戰期間，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內服役，久經戰陣的朝鮮人被遣送回北韓後，亦成為了朝鮮人民軍的戰力核心。1940年代末朝鮮半島的特點，就是充斥著共產黨及反共勢力之間，因為跨界劫掠、屠殺及政治暗殺而衍生的激烈戰鬥。1950年，美國在韓的軍事人員，就僅有少量的軍事顧問。這些軍事顧問當時負責為李承晚的大韓民國反共武裝部隊，進行使用短程火砲、輕武器及小型海軍船艦的訓練。
被共產黨在中國的成功所壯膽——加上錯誤地認為美國不會抗衡他們的行動——史達林、毛澤東及金日成計劃發動戰爭，以將朝鮮半島統一在金日成的馬克思-列寧政權。1950年的頭六個月，7個北韓步兵師在數以百計的蘇製戰車及火砲支援下，開始沿著38度線集結，準備對大韓民國發動進攻。
在華府的美國政府以及在太平洋的海軍高層，都沒意識到這個對東北亞的和平穏定所造成的威脅已是迫在眉睫。結果在1950年6月，戰力在戰後大為消減的第七艦隊的艦隻，正在菲律賓蘇比克灣愉悅地停泊著。他們的靜好歲月將不會持續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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